徐世昌(1855年-1939年6月6日)，字卜五，号菊人，又号弢斋、东海、涛斋，晚号水竹村人、石门山人、东海居士。直隶(今河北)天津人。其曾祖父、祖父在河南为官居，出生于河南省卫辉府(今卫辉市)府城曹营街寓所。
徐世昌早年中举人，后中进士。自袁世凯小站练兵时就为袁世凯的谋士，并为盟友，互为同道;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曾任军机大臣。徐世昌颇得袁世凯的器重，在袁世凯称帝时以沉默远离之。民国五年(1916年)3月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起用他为国务卿。民国七年(1918年)10月，徐世昌被国会选为民国大总统。他下令对南方停战，次年召开议和会议。民国十一年(1922年)6月通电辞职，退隐天津租界以书画自娱。徐世昌国学功底深厚，不但著书立言，而且研习书法，安阳袁林的墓碑“大总统袁公世凯之墓”九个大字系徐世昌的手笔。工于山水松竹，如《石门山临图帖》等。一生编书、刻书30余种，如《清儒学案》、《退耕堂集》、《水竹村人集》等。被后人称为“文治总统”。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6月6日，徐世昌病故，年85岁，先寄葬于天津桃园村原英国公墓，后同夫人一起归葬于河南省辉县市百泉镇苏门山下。
人物生平
早年时期
咸丰五年(1855年)，徐世昌生于河南卫辉府，祖籍浙江省宁波府鄞县，天津图书馆馆藏档案记其籍贯为“浙江鄞县”。其祖辈明季北迁燕京，清军入关时南逃天津，落籍天津，是为天津寿岂堂徐氏。曾祖父、祖父在河南为官，故出生于河南省卫辉府府治汲县(今卫辉市)城内曹营街清朝时期的徐世昌。日后发达，凡遇以上三地人士，徐世昌皆称同乡;徐世昌之善于拉关系、交朋友，于此可见一斑。
徐世昌幼年丧父，母教甚严。虽家境贫困，典当以延师教子，并自督课，且重德育。徐世昌回忆说:孩童之时，若有三份食物，便思得其两份，母即予严斥:“今日如此，长大又当如何。”其母宁可将食物扔掉，也不让徐世昌食用。徐世昌稍稍长大一些，每交一个朋友，他的母亲一定去考察一下那人的人品如何，如果真的是贤才，则以美食款待;否则立即训斥并令其不再来往。
当时的世人看到他们母子非常清苦，就劝他们去依靠县令亲戚，徐母说:“托人余荫，罔知艰苦，无复有刻厉振兴之心矣”。族人感叹:“汝苦心持家教子，异日必有成就，真我家功臣也。”
同治十年(1871年)，徐世昌十六岁时开始课人兼自学，以经营薪米;十七岁因善书小楷，随叔祖父充任县衙文案;十八岁为某知府治函札兼会计，以文会友;二十四岁为准宁县知事治理文牍，遇袁世凯，徐袁二人一见倾心。袁世凯见徐世昌青衣敝履，虽边幅不修却神采飞扬;谈吐间，显露出勃勃雄心与满腹经纶，赞道:“菊人，真妙才也!”当时徐世昌、徐世光兄弟无钱赴应天府应乡试，袁世凯即赠银百两以为川资，使徐氏昆仲得已成行，并同时中举。
任职翰林
光绪十二年(1886年)中进士，先授翰林院庶吉士，光绪十五年(1889年)授编修。张之洞(军机大臣、东阁大学士)、李鸿藻(翰林院掌院学士)为其师长。编修为七品官，俸银甚少，生活清苦。人劝其外放知州、知县，未从。因京官具有接近上层人物的优势。
然而徐世昌在翰林一住九年，未办过一次学差、试官之类有利之事;但他并不急功近利，而是积极结交，疏通上下，同时勤苦读书，关心时事，作好各方面准备，以待时机。翰林院是中国封建社会为科场尖子而设的最高机构，凡以科举进身之文士，无不孜孜以求。但徐世昌因不见宠于大学士李鸿藻，李鸿藻认为徐世昌“虚矫过人”，因而不得宠难以发达。但徐世昌向李鸿藻介绍袁世凯，通过李鸿藻，袁世凯为李鸿章所常识，向朝廷推荐他督练新军，却成为袁世凯发展的起点，同时也成为徐世昌仕途中走向发达的转折点。
徐世昌在翰林院已是“板凳要坐十年冷”，到第十年终于有了转机，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袁世凯向清廷奏请徐翰林兼管新建陆军稽查全军参谋军务营务处总办(相当于秘书长兼参谋长)，徐世昌欣然就任。虽然编制、原职、级别均予保留，但总是以高就低;徐世昌却毅然离开翰林院，全力以赴，总揽全军文案并参与机密，袁世凯不在时且代理其职。从此他成为袁世凯的得力智囊。
佐理袁幕
徐世昌到任不久，袁世凯即因克扣年饷、诛杀无辜被人告发，军机大臣荣禄与陈奎龙负责查办。徐世昌与陈奎龙为同榜进士，私交甚笃，于是为袁世凯说请，袁世凯得以逃过一劫，使一场弥天大祸消弥于无形，袁世凯自是对徐世昌感恩不尽。徐世昌在小站练兵工作虽只两年多，但他一来便受到袁世凯的高度信任与尊重，言听计从，称之为兄;二来是翰林出身，受到将领的尊重，皆称之为师;三来工作勤奋，自学军事及英语，先后编写了《新建陆军兵略存录》及《操法详晰图说》十三册，以统筹全军训练及教育，成绩卓著，声望很高，从而奠定了自己在北洋军队中仅次于袁世凯的地位，也达到了“以文修武、以军功进身”之夙志。小站练兵，是中国军队走向近代化的里程碑，袁世凯、徐世昌皆功不可没。徐世昌最先提出了比较完整的近代化军事理论，制订了中西结合的军制、法典、军规、条令及战略徐世昌纪念币战术原则。后来的“北洋三杰”--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皆是从小站新军中成长起来的佼佼者。
徐世昌与袁世凯一样，即有政治野心、也有爱国热情，徐世昌在翰林院时曾因甲午战败，与数十名同事联合弹劾李鸿章;时值戊戌变法，徐世昌、袁世凯都参与了维新运动。但在关键时刻，当新旧势力交锋、维新势力将希望全部寄托在掌握军权的袁世凯身上时，袁世凯却听信了“军师”徐世昌之言:“帝虽一国之主，然当政日浅，势力薄弱;后(西太后)则两朝总持魁柄，廷臣疆帅，均其心腹，成败之数，可以预卜。与其助帝而致祸，宁附后而取功名。”袁世凯深以为然，遂向荣禄告密。在义与利的选择上，徐世昌、袁世凯很现实地选择了趋利避害。二人均以戊戌六君子之血染红了顶戴花翎，从此深受后党恩宠，平步青云。诚然，即使当时徐赞成支持新党，亦是以卵击石;“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历史上又有几人?不过袁世凯之恶在于阳奉阴违，两面三刀，十分险恶卑劣，故当时有民谣骂袁世凯曰:六君子，头颅送，袁项城，顶子红，卖国党，邀奇功，康与梁，在梦中，不知他，是枭雄。袁世凯因难逃其责，幕后高参徐世昌亦难辞其咎。
清廷重用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与光绪帝西狩，徐世昌随行护驾，得到青睐。张之洞、袁世凯又交章保荐徐世昌，徐世昌遂得重用。在随后的三年中，他相继涉足清廷政务、财务、军务、学务。光绪三十年(1904年)，徐世昌得任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科举会试之阅卷大臣，也圆了徐世昌十年翰林以来主考之梦。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徐世昌奉旨入值军机处，同年年底即授军机大臣，署理兵部尚书。这一年徐世昌正好五十岁。徐世昌获此殊荣，尚未停止升迁的脚步。51岁时朝廷又任徐世昌为钦差大臣，东三省总督兼管东三省将军事务，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系从一品级，各省督抚联名奏事，以徐领衔，排在直隶总督袁世凯之前。据查核，清末升迁较快的汉大臣林则徐、曾国藩、袁世凯从入仕到任总督各为20、21、21年，徐世昌虽然也是21年，但东北总督之位高权重，则为以上三人所不及。
而在同一年，袁世凯与张之洞皆丧失了具有实权的总督大臣之位，入京担任了奉旨办事的军机大臣。随着光绪帝与西太后的一同辞世，袁世凯的地位更岌岌可危。因光绪帝恨袁告密出卖之事;三岁溥仪即位，其父载沣为摄政王便一心想替其兄光绪报仇，欲除掉袁，已拟好将袁革职法办的上谕，因奕劻(军机处首席大臣，早被袁行贿买通)及张之洞极力反对，乃修改谕旨，以袁患足疾为名将袁“开缺回籍养疴。”徐世昌时在东北，唇亡未免齿寒，不得不主动奏请开缺，清廷岂敢赶尽杀绝?只将其调任邮传部尚书，虽位列中枢，但其降用，也很明显。而徐世昌在东北三年之作为，却值得大书一笔。
总督东北
东北三省为清朝之发祥地，因而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至清末，在徐世昌上任时，东三省在十年之内连遭俄国、日本两强三次大洗劫，国土大片沦丧，几乎成了两强的殖民地，民办凋残，疮痍满目。为谋挽救，光绪三十一年(1906年)，清廷派载振、徐世昌(皆为军机大臣)赴东北全面考察，并要求对症下药，提出解决方案。经两个多月数千里路跋涉，徐世昌向清廷提出了《通筹东三省全局折》，洋洋十万余言，此时徐世昌对治理东北，已成竹在胸。徐世昌一到任，首先针对其不治之原因--“以治兵之职，而辖管理民事之官，所务不同，利害亦异，隔阂既甚，牵制斯多，其终乃无一利之能兴，无一弊之不出”--实行政治体制改革，确立总督一人负责制，“举三省全部应办之事悉以委之”，“以一人之力总集群策，复以全国之力倾助车隅之地”。设行省公署，所属各司与督抚一起共同办公，“事则公商，移就任东三省总督的徐世昌则会画”，简化办事手续，提高工作效率，从而建立起高效率决策机构和运行机制，同时也适应了推行清末新政的要求。
他强调值此非常之地、非常之时，非改革无以图存。为惩治腐败，更新吏治，徐世昌还推行了一系列具体政策，付诸实施。与此同时，他还大力招贤，尤其重用具有真才实学的留学归国人才，并向全国招揽第一流的时务人才，使东北三省“一隅之地，人才济济”;对贪官污吏则严厉打击，杀一儆百。上任数月，即查清并处理案犯数十起。其雄才大略，可见一斑。
徐世昌督东北仅两年，满洲面貌焕然一新，清廷亲贵载涛“自欧考陆军归国，经奉天(今沈阳)见马路、电灯、军警无不备具，街市焕然一新，乃宿公署，俨然欧式，益服世昌新政经画，非它省疆吏所及。还朝即力荐其值枢府焉。”世人称东北三省新政为“徐世昌新政”，徐世昌亦为此而自豪。在应对日俄侵略方面，徐世昌在上任前与时任北洋大臣的袁世凯设定的外交方针，一是“以保卫主权为第一急务”;二是“在具体交涉时，为了在主要问题上达到我们的目的，在次要问题上让步也许会复得必要”。徐世昌对日本明目张胆的侵略行径予以坚决反击:“必示人以不可攻，而后人不攻;必示人以不可欺，然后人不欺。”在卫护领土主权等原则问题上据理力争，寸土不让。
一次，日人在图门至六道沟90余里钉立木桩，暗将我国领土划入韩界(韩界为日侵占)徐世昌令吴禄贞带人连夜拔去，并记上华名里数，钉立标识，使日人目瞪口呆。徐世昌任用与日交涉“着为功劳”的吴禄贞为解决“界务问题”督办，有效地遏制了日本蚕食中国边境领土的阴谋及“满洲政策”的推行。徐世昌在与沙俄侵略方针所进行的针锋相对的斗争中，同样取得了“已无余憾，为之欣慰”的结果。徐世昌在东北实施近代化建设，使东北开改革之先河，在推进全国近代化进程方面，确实功莫大焉。
重掌中枢
宣统元年(1909年)8月，政任协办大学士，补授军机大臣;一月后又授体仁阁大学士，系清代文臣的最高荣典，也是汉人枢臣中唯一最受朝廷信任者。徐世昌还在东北时，就已考虑到清廷失势，便未雨绸缪，预谋转中退路。他为人处事十分谨慎，绝不骄矜，以党派示人;他既能符合潮流，大办新政;亦不疏远旧派、权要，可谓兼收并蓄，广结广交，左右逢源，上下畅通，从而为今日重掌枢要铺平道路，徐世昌因此而赢得“水晶狐狸”的雅号。
徐世昌重掌中枢，欲行新政，却孤掌难鸣，于是他极力大造舆论，“助袁出山”，但清廷仍忌恨袁世凯，并不理睬徐世昌的保奏。因为北洋六镇，从将到兵，一直听命于袁世凯;即使袁世凯回河南闲居，仍在暗中联络，遥控指挥。满人陆军大臣荫昌指挥不灵，清廷亲贵慌了手脚，不得不依徐、袁共商之六项“出山”条件，授袁世凯为钦差大臣，各路军以皆归其节制，南下镇压革命。徐世昌终于完成了一项历史性任务。徐、袁重新联手，袁开始唱主角，二人配合得珠联璧合，天衣无缝。袁世凯以总理大臣的名义直接下令要摄政王兼陆海军大元帅载涛率兵上前线便吓得打了退休报告。
清廷此时认为唯一放心得下的便是徐世昌，随即加封徐太傅太保，无非要鞠躬尽瘁，效忠清廷。这时的徐世昌，审时度势，顺应潮流，其指导思想与袁世凯一样，逐渐由君主专政转向君主立宪、民主共和，对革命党人的策略也由剿而抚，由抚而和。他们不愿与革命党对阵，主张采用和平方式，赶清帝下台，这就避免了一场大内战，最终达到了推翻帝制、创建中华民国的目的，这个决策是明智的，值得肯定。为何逼清帝退位，归政于民国?据说还是世昌的妙计--让段祺瑞领衔，以北洋将领64人联名、发电要求清廷“立定共和政体，否则以兵随之”。电发次日，徐世昌为避嫌恳请辞职。
民国之初
民国元年(1912年)2月12日，由张謇主稿的清廷诏书稿:“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何以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因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思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袁世凯为总理大臣，值此新陈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这一诏书标志着清朝寿终正寝，但行文却十分得体，给垮台的清廷留足了面子。据说最后一句是徐世昌塞进去的“私货”，几乎肯定徐世昌了清廷亡后便是袁世凯的天下。徐世昌手法之高，谋略之远，令人咋舌。
袁世凯出山、逼宫、掌权三部曲，导演都是徐世昌。袁世凯既有逼迫清廷退位之功，又有促成南北议和之举，且挟北洋雄师之势--南方只有把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拱手相让了。即便孙文不是谦谦君子，袁世凯的总统宝座也是坐定了。更何况，众多革命党人也都认为:“收拾大局，建设中国，非袁莫属!”孙中山是明让暗斗，向袁世凯提出“约法三章”企图对袁世凯加以约束。
徐世昌把袁世凯捧上总统宝座，功莫大焉，当时一般看法，国务总理一职非徐世昌莫属。然而，出人意外的是徐世昌此时却激流勇退了。徐世昌有他的独到的思维逻辑。他受清廷厚恩，而实则一力助袁，因而进退两难，只能托言因“国变忧愤”，力辞太保，离京闲居，暂避“一时之谤”。如果马上弃清报袁，于情于理，都不好说。方显明迎新辞旧，不露痕迹。而闲居不仕，还可算作不负皇恩的前清遗臣。再则当前局势仍动荡不安，袁世凯的宝座还不平稳，不如作个“局外人”以静观变化。
徐世昌隐居于青岛，行前与袁世凯长谈，袁世凯许以二年为期，但忍不住又于民国元年(1912年)、二年(1913年)两年内两次敦请徐世昌“出山”相助，徐世昌皆婉拒，不为所动。但以他与袁世凯的亲密关系、自己在北洋的威望、推行“新政”的成绩、“中庸之道”的政治手腕，超群出众，愈是不出，呼声就越高。后来发生了刺宋案，国务总理赵秉钧不安于位，而徐世昌并不以袁世凯所请，仍退居幕后;直到民国三年(1914年)袁世凯取得镇压“二次革命”胜利，剪除了政敌，便再次请徐世昌出山，任国务卿之职。徐世昌开始动心。徐世昌遂于民国四年(1915年)5月，任北洋政府国务卿，北洋人呼之“徐相国”。
徐袁分裂
民国四年(1915年)袁世凯野心急剧膨胀，蓄谋恢复帝制，使袁氏子孙代代为帝。徐世昌却认为帝制实不为可，不得民心;但看看袁世凯的劲头，只得缄口不言，作壁上观;并为辞国务卿，以便将来可以局外人之身分收拾残局，留下转圜的余地。此前，徐世昌曾极力反对袁世凯与日本帝国签订卖国之《二十一条》，并“罢工”十余日。徐、袁裂痕从此产生。徐世昌退居河南辉县水竹村，后自号水竹村人。
袁世凯称帝后，封徐世昌、张謇等四人为“嵩山四友”，仿汉高祖时“嵩山四皓”，但徐世昌并不买账，因“嵩山四皓”均为隐居不仕之贤者，此封有永不叙用之意，未免欠妥。徐世昌在日记中大发感慨:人各有志。志在仙佛之乡者多，则国弱;志为圣贤之人多，则国治;志为帝王之人多，则国乱。这就标志着徐、袁携手时代的结束。徐世昌此时一定异常失望，自己一向唯袁世凯马首是瞻，为之出谋画策，肝脑涂地;竭力辅佐的结果，实非始料所及。此时再不分道扬镳，那就得同流合污，也背上千载骂名。徐世昌在袁世凯称帝前即已恢复帝制必定失败，抽身先退，无疑是明智之举。
担任总统
民国六年(1916年)，袁世凯一死，徐世昌见国事难为，便又隐居水竹村。此后曾应黎元洪、段祺瑞之请，调解过“府院之争”。民国六年(1917年)6月，张勋复辟时，徐世昌担任民国大总统保皇派康有为等曾寄希望于徐世昌;徐世昌也曾一度动心，因他对北洋纷争不已感到灰心，欲在复辟后掌握实权，干一番事业。后获知日本并不支持，乃知难而退，力劝张勋解除武装，恢复共和，并保证其身家安全。同时他还竭力为溥仪卸罪，继续保全清室，或许为了还掉“人情债”吧，但却受到时人谴责。
民国七年(1918年)，在选举民国第二届总统之际，段祺瑞、冯国璋相持不下，一向两面讨好的徐世昌遂作为“理想人选”，得任总统。徐世昌居然还请示早已退位的溥仪，“得其恩准”。徐世昌此举意图前清遗臣之好感，但仍然有人讥讽他:“以清太傅而仕民国，早已可见其人!”想面面俱到，往往适得其反;两面讨好，弄不好两面得罪。徐世昌当总统的第一件大事，便是谋求南北和解，结束内战，为此使出浑身解救，但都无甚效果，无非拖延时间，民国十一年(1922年)终于爆发了直奉大战。得胜的直系并不感谢徐世昌“一边倒”的支持，在曹锟一再逼宫之下不得不恋恋不舍地离开总统府，迁居英租界，既结束了他五年的总统生涯，也从此结束了他从政40余年的历程。
退隐之后
徐世昌到天津过起了寓公生活。他出身翰林，博学多才，文章诗词书画皆精，传统文化造谐很深。退隐后，在北京班大人胡同设立“徐东海编书处”，历时年，编《清儒学案》208卷，并创作诗词5000余首，楹联一万余对，多为质量上乘之作。如不从政，成为国学大师，或书画名家，当无问题。
自民国二十年(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徐世昌开始关心政治，静观时局的发展。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徐世昌过80岁大寿。早在1930年，他就亲笔写了几百幅对联，准备届时赠送来宾。寿辰前几日，徐家就高搭彩棚，大张筵席。当日，从早到晚，贺宾盈门，络绎不绝，大多为北洋军阀及旧官僚，也有工商和教育界人士，还有清朝遗老、贵胄以及以“中国通”而闻名的美国人福开森等数百人。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不请自到的南京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负责华北党务的方觉慧了，他的到来让徐世昌格外紧张和警觉。席间，徐家人特为方觉慧敬酒，并送他对联、条幅等，以表谢意。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徐世昌非常关注，为及时徐世昌晚年了解事件的发展，每天都让侄女给他读报，并对外声明了自己立场:“中国只有团结抗战，才能救亡。”当听说蒋介石已接受了张学良的八项主张，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后，徐世昌不无忧虑地说:“纵然有些诺言，也许是权宜之计，过后未必就能算数。”蒋介石后来的所作所为，果然未出他之所料。
徐世昌对日寇一贯深恶痛绝，曾在华盛顿会议上利用矛盾，“拆散了英日同盟”。日寇对东三省的野心，早在他担任东三省总督时就已领悟很深，为此他曾进行全力抵制和反对，收回了部分主权。而今日寇又卷土重来，吞并东三省之后，成立伪满洲国，进而发动华北事变。七七事变后，天津沦陷于日寇之手。作为政治家，徐世昌虽然寓居津门，但对亡国灭种的局面也是忧心忡忡。他一再对身边的人或者来访的人说:“大敌当前，国内应团结协作，一致对外，方可挽救民族危机。”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初，日本大特务土肥原贤二约见徐世昌，仍遭到拒绝。金梁等人曾是徐世昌门生，任职于伪满洲国，他们秉承溥仪意旨规劝徐世昌:“老师千万别丧失良机，出任华北首领，这是为了老师的晚节。”徐世昌闻言愤然大骂，然后推辞。是年冬，徐世昌的膀胱癌日趋严重，当时曾从北京协和医院请来泌尿科专家谢元甫来津诊治。谢元甫检查后说，必须做手术，并提出去北京住院治疗，徐世昌恐去北京遭日本人暗算，没有答应。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6月，85岁的徐世昌病逝于天津，归葬辉县，未修墓，仅竖一块“水竹邨人之墓”碑。